前言：
“他們不是英雄人物，不是偉大人物，就是普普通通的，我馬路上隨便可以看到的。但都是一些善良的人，一些熱愛生活的人。”2018年9月12日，我于上海再次見到陳子善老師，并對他進行采訪時，他對紀錄片《1978，Shanghai New Wind》（紀錄片中譯為《上海新風》）中的拍攝對象們作出了這樣的陳述。
沒錯，無論是40年前的老片子，還是如今的新故事，就是在這樣一群平凡人中被記載的。
“片子”于我：
拿到片子的時候，其實是懵的，我沒有看過《1978，Shanghai New Wind》，更不知道牛山純一是誰；我沒明白他細碎的鏡頭背后想要表達的含義，也不清楚自己要向觀眾展現怎樣的故事，只是握著一支U盤和一沓材料，開始了漫長的調研。
牛山先生與牛山先生：
在調研之初，我為尋找牛山先生而苦惱著；在拍攝結束之后，我結識了一位牛山先生。
前者自然是紀錄片《1978，Shanghai New Wind》的導演牛山純一先生。在我看來，他實在神秘，明明是日本電視界的鼻祖人物，又是首屈一指的節目制作人，可是在搜索引擎上敲上他的名字，全網相關的可用信息也不過才7條，于是我跑到了各個圖書館去查找資料，得到的也只有一本全日文的關于映像人類學的書籍（牛山純一撰寫），當我在書柜上找到它的時候，心情正如它一般沉重。
牛山純一
我沒有辦法從導演身上找到突破口，于是將目標轉向了片子中的拍攝對象，可40年的斗轉星移，一群人早不知去向。正在一籌莫展之時，上海傳來了好消息，我們與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子善老師取得了聯系，而這還要得益于他撰寫的書籍《這些人，這些書：在文學史視野下》。其中，第116頁清晰的描寫了他與牛山純一的過往淵源，及對牛山純一的感知。他是國內為數不多與牛山純一有過交集并建立深厚友情的人，從書中可見，當年他致力于研究郁達夫，在業界是專家，而牛山純一恰巧要拍攝一部關于郁達夫的紀錄片，陳老師便成了他在上海的向導。
陳子善
2018年7月16日，在多日的信息往來之后，我終于在上海環球港的咖啡店，第一次見到了陳老師。那會兒暑氣正旺，他身著的白色襯衣已有汗水浸透出來，陳老師還患有腳疾，不得已拄一木拐，行走并不靈便，卻早于我們10分鐘就在店內等候，這讓我和同事作為晚輩感到多有慚愧。陳老師十分健談，一會面我們就進入了主題，從他口中得知，牛山純一最初來到中國，是因為“侵華戰爭”，然而他自身是一個反戰的人。回國后，他心懷愧疚，并反思著應該付出行動做些什么，于是從電視節目下手，拍攝了許多反戰題材和人類種族題材的紀錄片，如《越南海軍大隊戰記》和《真相：消失了的女人們的村莊》，包括拍攝關于郁達夫的紀錄片，也是因為郁達夫最后在日本被殺害，他希望能以此帶著對郁達夫文學作品的喜愛和對個人的緬懷。可能也正因如此，他在日本被判為“左派”，這就不難解釋為什么關于他的信息資料如此稀少，而據海外團隊反饋，他在日本的相關資料也是鳳毛麟角。但在與陳老師交談后，素未謀面也不會有謀面的牛山純一先生，在我心中的形象卻更加立體了。
匆匆一敘，我便坐上了回京的列車，心情有些復雜，事情似乎有了進展，卻讓我更加感到尋訪的困難。途中，北京傳來喜訊，說是海外團隊已經聯系上了牛山純一的兒子牛山徹也先生，并微信發來了一張他的工作照，看著照片上這張憨態可掬的笑臉，心頭的焦慮頓時也清了一大半。
牛山徹也
日本人是嚴謹的，這完完全全地貫徹到了他們對于工作的態度中，而這一點也讓我在項目的全程有了淋漓盡致的體會，距離與牛山徹也取得聯系已整月有余，期間我們多次發去邀請，希望他能來中國，作為尋訪人參與拍攝，重新回顧父親當年的旅程，海外團隊也硬著頭皮催促，卻遲遲不見回復。牛山徹也先生是寬厚的，并非有意刁難，而是他工作確實太忙，一年都有大半時間無法在家中。說到這，大概是天意安排，亦或是血脈傳承，牛山徹也選擇了與父親同樣的職業，成為了駐守在紀錄片一線的制作人，如今正在NHK工作。“他是一個24小時都在琢磨制作節目的人”牛山徹也在采訪中說道。小時候，父親為了拍攝節目滿世界的飛，不能時常陪伴在他的身旁，而長大后，站在曾經父親的崗位上，牛山徹也或許已經理解了那些難以言狀的不得已。與父親關注人類的視角不同，牛山徹也更多的把焦點放在了動物與自然上面，大概是平日里需要鉆研與大自然的相處之道，讓我覺得牛山徹也先生是個細心，溫和，卻不善言辭的性子。
牛山徹也在上海
又過了幾日，終于等到了回復，牛山徹也先生表示工作實在繁忙，很難抽出時間，需要先向公司請示，并給出了最壞的結果，便是不能參加拍攝。看到這，我有點心急，若是此刻放棄了對牛山徹也的邀請，恐怕再也找不到比親生兒子尋找父親更合適的由頭了。一股作氣，與項目組的同事們編輯了一封“最終的邀請信”，成與不成，就最后一搏了。
以下是信件原文：
尊敬的牛山徹也先生，您好！
我是系列紀錄片《從“中國”到中國》日本集的編導 張哲，來自北京三多堂傳媒股份有限公司。自參與項目以來，我 反復觀看并鉆研了令尊牛山純一先生拍攝的《中國の新しい風 上海の市民と暮らす―1978 年·秋―》，深有感慨。作為一名90年代出生的年輕編導，我并沒有關于那個年代的任何記憶和生活經驗，卻也透過這部紀錄片切實感受到了70～80年代上海平民百姓的質樸生活。
尋著本片的足跡，我們前后在上海展開了多次調研，想要挖掘出片中的人物和地點。在此過程中收獲了許多意外和驚喜，迫不及待的想要跟您分享。但窘于現狀，暫時只能通過信件的方式向您簡單描述我們目前的進展：
2018年5月中旬，我們得知上海廣播電視臺，圍繞令尊的紀錄片，尋找其中的人物已有20年之久，于是馬上展開了聯系，于6月25日在上海廣播電視臺記者金亞老師的幫助下，獲得了魯美玲一家（即影片中23:30分處出現的一家人）的聯系方式。
之后我們先是在北京約見到了孫雯姬女士（片中綠色衣服坐在床邊的5歲小女孩，魯美玲之女），了解到她們一家早已搬離張家宅街道，而她當過軍人、做過美編主任的父親已經去世，家中的書房還遺留著父親的大量書畫作品；母親獨自一人居住在上海閔行的別墅中；弟弟從俄羅斯留學歸來，成為了一名壁畫師；而孫雯姬本人更是從小就熱愛文學、藝術，做了制片人，成立了自己的公司，活躍在影視行業中。談到這部紀錄片，孫雯姬特別興奮，她還記得拍攝當天家中來了很多人，拉電線，支燈光，母親還早早的起來給她梳洗打扮，穿了新衣服，并特意用紅頭繩扎了辮子。7月上旬，我們在上海見到了孫雯姬的母親魯美玲和弟弟孫振宇，她母親的面貌沒有太大的變化，依然像片中一樣愛笑，對我們也很是熱情。弟弟已經從襁褓中的小毛頭，變成了成熟穩重的中年人。魯美玲對于拍攝的場景還記憶猶新，片中她希望兒女將來能出人頭地，成為對國家有用的人，如今她欣慰的說道：“也算是如愿以償了。”紀錄片事后她們一家與街坊四鄰受邀請，在上海音像資料館觀看了《中國の新しい風 上海の市民と暮らす―1978 年·秋―》，這部紀錄片將她們一家幸福美滿的身影永遠印刻了下來。她怎么也沒有想到40年后的今天，我們還能找到她，她感慨萬分，并十分感謝牛山純一先生。得知我們正在聯系牛山徹也先生，魯美玲一家當即表示非常希望能夠請牛山徹也先生來上海游玩，并到她家中做客。
為了能尋訪到更多牛山純一先生在中國的足跡，上海之行我們還有幸見到了陳子善老師，陳老師今年已有七旬高齡，仍在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授課教書，說到陳、老師與令尊牛山純一先生的淵源，還是緣起于中國著名作家郁達夫。據了解，牛山純一先生曾計劃拍攝一部關于郁達夫生平的紀錄片，而陳老師又是國內研究郁達夫的專家，兩人經介紹終于在上海見面，陳老師至今還記得與牛山純一先生第一次見面的場景：兩人在花園飯店頂樓的“山茶花餐廳”，吃了鐵板燒，喝了清酒，陳老師說：“牛山先生善飲，為人也爽朗，做起事來嚴謹認真，我們語言不通，需要借助翻譯才能交流，可是我們仍一見如故，很談得來。”陳老師還與1997年專門去日本尋過牛山純一先生，、不料聽來的卻是令尊仙逝的噩耗，讓他倍感惋惜。與我們見面后，陳老師說起很多令尊的往事，也十分期待能在上海與您一敘。
另，上海廣播電視臺的金亞老師一行，在國內根據《中國の新しい風 上海の市民と暮らす―1978 年·秋―》一片展開尋找訪問工作多年，實是付出良多心血，也十分希望此次能夠采訪到您。
在后續的調研尋訪中，我們逐漸去到了更多地方，找到了更多人物，挖掘了更多家庭，聽聞了更多故事。作為親歷此行之人，我實在迫不及待的想要跟您分享其中的點點滴滴。
得知先生您工作繁忙，冒昧叨擾，實屬抱歉。
但我們還是要在此誠摯的邀請您，期待并等候您的到來。
順頌
時祺
2018年8月5日
等待的日子是最為煎熬的，因為無約，卻還要保持著自己的希望和寄托。
終于在2018年8月中旬的一個平淡下午，群里炸開了花，牛山先生要來了！
是國際麗都城更是張家宅：
40年前的張家宅是對外開放的模范街道，40年后的國際麗都是世界文明小區。
幸而改造后的國際麗都還由張家宅居委會管轄，我們很快便能搜索到位置信息，當這個地圖上的渺小一點映入眼簾時，面前的新型高檔住宅，讓我無法與原片中的張家宅勾連在一起。水泥路都由大理石磚重新鋪開，三十多層的高樓取代了紅瓦矮房，每棟都安置了電梯和門禁系統，樓下是池塘、綠蔭和停車場。生活在現代的人們當然覺得這很尋常，但卻沒能洞悉40年前的石庫門是如何演變成這樣一方天地的，只能感慨40年間潛移默化的改變。
張家宅與國際麗都城
在這里，我們見到了現任張家宅居委會主任，夏誾誾。
原片中一上來提到過居委會主任鐘大媽一家，而夏主任是繼鐘大媽之后的第6屆居委會主任，現年71歲了，馬上就要面臨著退休。 ----
他向我們介紹：
2000年，張家宅面臨拆遷改造，當年的居民都搬出了張家宅，分散到了上海的各個角落。經過兩年，施工完成，張家宅街道允許居民回遷，一些老居民又搬了回來，但仍有大部分的居民因為家庭、工作、學習等關系沒能搬回張家宅。而現在住在國際麗都城里的主要為3種人，一是回遷的老居民以及他們的子女；二是普通工薪上班族在這租房子；三是高級白領和移民的外國人在這買房子。
夏主任也是張家宅的老居民了，牛山純一先生來拍攝的時候，他才三十出頭。張家宅見證了他的出生，他的成長，在這里，他與妻子組建了自己的家庭，到處都是他與兒子、孫子玩耍的身影。對于張家宅，他有著深厚的感情，即將退休的他已經接受了街道上的返聘邀請，繼續以區外輔導員的身份守護這片家園。
那些人，那些地：
2018年6月初，新民晚報刊登了一篇名為《40年前紀錄片中的你今何在？》的文章，尋找紀錄片中的人物。之后兩天，不少熱心讀者以電話、微信以及微博的形式反饋、留言。在行業前輩們的幫助下，我們順著這些線索，開始聯系到了片中的老老少少。
先是老片子中的新婚夫婦，兩人的印象深入人心，我們嘗試聯系未果，聽聞兩人如今發展并不太好，想是不愿接受采訪。但竟有人認出了新娘在片子中燙頭的理發店，說是在張家宅附近的北京理發店，不過該店早已在2000年的拆遷中消失了，于是搜索了在上海美發行業中的口碑店家，“南京美發”四個字赫然出現在眼前。恰巧，在距離國際麗都城不遠的南京西路上，正是南京美發的總店，于是我們提前聯系了店長，打算去試一試。
南京美發：
理發店就在德義大樓南面的沿街房內，是靜安區的黃金地段。店內的發型海報不太前衛，但絕不透露一股殺馬特或非主流的氣息，看了直叫人舒服。黑色的電動皮座椅復古但不老舊，理發師們都是白色上衣加西服褲，胸前別著自己的工號，干凈利落的發型和嫻熟的手法，讓我本能的想給好評。
南京美發
店長名叫陳明星，已經在美發行業工作30余年了，當他還是個學徒的時候便已經在南京美發，幾乎見證了南京美發發展的全部歷程。我們說明來意，并將影片播放給店長和店內的幾個師傅觀看，片子中的種種細節，也勾起了他們對于那個年代的記憶。
“這不是我們理發店么！”陳師傅指著畫面說到。
我趕忙又追問陳師傅是如何辨別的。
“每個理發廳的鏡子都是不一樣的，當時我們南京美發的鏡子更是有特色的，是特別定做的。喏，你看！這就是我們南京美發的鏡子呀！”
陳師傅還認出了片中幾個老師傅的身影，叫出了名字。給我們指著，一一對應。那時的心情真是復雜，既欣喜，又慶幸，還好是找到了南京美發，誤打誤撞，竟收獲了意外的驚喜。
南京美發 夜景
和陳師傅聊了許久，離開的時候天色已經暗下來了。
回去的路上，心里只覺得奇妙。原來總認為，那是一個很陌生的年代，一群很遙遠的人，可現在不經意發現了，才知道那不是一個消失的年代，那是一個充滿美好變化的年代。
帶著這份欣喜繼續找下去，希望能遇到更多的幸運。
魯美玲一家
真正第一次見到片中的人物，當然要從魯阿姨一家說起。
“明天上午十一點在我公司吧，望京SOHO”
2018年7月9日上午11時36分，我收到了來自于孫雯姬女士（原片中坐在床邊的綠衣服小女孩，魯美玲的女兒）編輯的這條短信。終于要見面了，興奮之余，又有些莫名的緊張，大腦不禁已經開始腦補，那個片中穿綠色衣服的小女孩如今是什么樣子了呢？她又過著怎樣的生活呢？40年后的她應該也擁有了自己的家庭吧？兒女是否也像當年的她一樣可愛呢？一連串的畫面已經在腦海中不安分的浮現。
魯美玲一家
第二天，我和我們總導演朱允在SOHO的19層高樓上見到了孫女士。如今她是一家影視公司的CEO，褪去幼時稚氣的臉龐上，寫滿了精致干練，但還是能在眉眼間找到那個綠衣服小女孩。正如后來魯美玲阿姨在采訪中說道：“高高的鼻子，大大的眼睛，我從側面看過去，還是當年的模樣。”
孫雯姬
后來，我們又在上海陸續見到了魯美玲阿姨（原片中抱孩子的母親）、孫震宇（原片中還在襁褓中的小孩，魯美玲的兒子）以及孫女士的丈夫和女兒。魯阿姨十分熱情的接待了我們，向我們講述了當年配合攝制組一起拍攝的情況。那會兒魯阿姨的兒子剛剛出生，還在坐月子，女兒也才只有5歲大。為了紀念日本導演牛山純一來張家宅的拍攝，魯阿姨特地給兒子取了一個小名叫“東東”，東京的東。
孫震宇
東東繼承了父親的藝術天份，從俄羅斯留學回來后，成為了一名壁畫藝術家，操持著自己的工作室。
問及魯阿姨當年“希望兒女們能夠為國家做貢獻……”的愿望實現了沒有，阿姨笑著回答：“當然！比希望的更好了！”
阿姨的笑，還是曾經的樣子。
直叫人覺得，40年的光陰，悄無聲息的帶來了太多的改變，仍有許多未曾改變，恰如，幸福的模樣。
羅家：
牛山純一在上海的行程，從凌晨4:30的第一壺熱水就開始了。而老虎灶旁負責打開水的正是我們前面提到的老居委會主任，鐘大媽。
當年，鐘大媽一家有5口人，住在帶有天井的石庫門弄堂里。前屋是老兩口的臥室，轉到后屋便是兒子兒媳，還有小孫子羅義剛。
40年后，鐘大媽與丈夫已經去世了，小孫子羅義剛與一位北京姑娘洪春蕾成立了家庭，生下了羅升鴻（后面用小羅指代），今年已經6歲了，羅家還是5口人。
鐘大媽與羅義剛
2000年，張家宅回遷，羅家分到了一套房子，剛好用作羅義剛與洪春蕾結婚的新房。今年，小羅到了該上學的年齡，為了孩子能從小就接受優良的教育，上個氛圍好的學校，小羅的父母變賣了在張家宅的房子，搬進了一套學區房。我們找到小羅一家的時候，恰巧剛搬進新房。
小羅一家
小羅活潑可愛，淘氣好動，跟爸爸羅義剛的性格不大一樣，但模樣卻跟老片子里，坐在床上身著黃色毛衣的小男孩（幼時羅義剛）十分相像，只能感嘆生命延續的神奇。我把片子播給他們看，羅義剛回憶起當年的事情，與妻子和兒子分享討論著，小羅嬉鬧的樣子，讓我神游到了老片子中。
2018年8月26日，我們跟隨小羅一家去拜訪了羅義剛的父親母親，并重溫了老片子。羅父羅母顯然已經上了年紀，身份也轉換成了當年鐘大媽的角色。羅母回憶當年牛山來拍攝時的狀況，還歷歷在目。給我們看翻出來了攝制組留下的合影，感慨到：“四十年了啊……”
片子于我：
到今天，對我來說，這不只是一部被拍攝下來的紀錄片，而是一群平凡人的生活箴言。是陳師傅的兢兢業業；是夏主任的守護；是魯阿姨的幸福美滿；是小羅被給予的希望。
是牛山在這里找到了牛山，而我在這里找到了自己。
2019年2月26日 星期二
張熙維（張哲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