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季家希 《從<中國>到中國》第四集《中國有知音》導演
回憶這一年的創作之路，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，人們總是會被“近世”的結果模糊過去的記憶，我也不幸沒有記日記的習慣，所以趁著春節假期我放空了幾天，才敢提筆回憶這夢一般的一年。
那是狗年春節前夕，我們的創作總監劉軍衛老師，提出了一個新想法：尋訪幾十年前外國人拍的中國紀錄片（《中國》《上海1978》《愚公移山》《從毛澤東到莫扎特》），看一看新舊影像中的中國發展。這真是個天才的點子——中國幾十年的變化無疑是巨大的，當舊影像和新畫面放在一起時，沖擊力肯定特別強，這是我剛接到這個項目時的想法，然而，越往細想，越覺得這個看似具體的想法，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。
《從毛澤東到莫扎特》豆瓣評分
這是一套系列片，我是《從毛澤東到莫扎特》這一集的分集導演，那么整套紀錄片表達什么，這一集在整套紀錄片里承擔什么作用，我要表達的內容體系是怎樣的，我又要如何向觀眾進行敘述。內容的調研是這一切的基礎，剩下的，就要靠整個項目組共同解決和統一了。于是，我們開始了長達3個月的調研階段。
常規的調研基本分成三個部分：找人、找事、了解背景，這次的調研也不例外。我沿著《從毛澤東到莫扎特》的影像，開始尋找影片中出現的地點和人物。和其它集不同，《從毛澤東到莫扎特》記錄了著名小提琴家艾薩克·斯特恩1979年的中國之旅，片中沒有太多對中國社會風貌的記錄，而是主要把鏡頭瞄準了音樂界：交響樂團、民樂團還有音樂學院。集中的領域，簡化了我調研的脈絡，我不必再費力尋找同樣的地點，只需著力尋找影片中出現的人物，這些機構也許能成為我找到他們的線索，斯特恩大師的自傳也為我提供了很多“一手資料”。
大提琴家王健老師是我聯系上的第一個人物，他在片子里還是個10歲的小學生，戴著紅領巾，給斯特恩大師演奏大提琴。因為之前的項目，我曾經拍攝過王健老師。盡管幾乎每個采訪過王健老師的人都會寫，他人特別好，特別平易近人，我還是要說，王健老師真的滿足了我對大師的所有幻想，當你采訪他時，你能感覺到他的真誠與美好。春節前，我和王健老師約好，等節后有空向他請教一些問題，作為前期采訪，并且在2018年的7月拍攝一次正式采訪。
再次溝通前，除了溫習為之前的拍攝做的功課，我又著重查了一些中國音樂發展的背景資料，可總覺得是在圈外捕捉碎片，很難形成體系。節后和王健老師雖然聊的內容不多，但是基本確定了一個方向：中國音樂就是從王健老師那一批“電影里的孩子”開始，迅猛發展的。可以說是這次請教，指明了之后近一年的創作方向。
年后的工作就是一系列的尋人與聯絡。那段時間我們整個項目組似乎都陷入了一個魔咒：好不容易知道這個人是誰了，可是再一查，發現老先生已經去世了。我也遇到了類似的情況，片中主人公艾薩克·斯特恩大師，還有大段出現的譚抒真老師、李德倫老師都已經去世了，而剩下的人物，大都是當年音樂學院的學生。時隔四十年，如何找到那一張張“年輕”的面孔呢？
不得不說，我非常幸運，盡管當年的影片沒有給這些學生標注姓名，但因為斯特恩大師訪華是中國音樂界的一件大事，至今仍有許多紀念活動，1999年和2009年的北京國際音樂節都專門做了紀念音樂會，請來了那些曾經的琴童。通過這些活動，我終于找到了片中人物的名字，搜集到了他們的故事和經歷。
而更妙的是，我發現上海即將在8月舉辦以艾薩克·斯特恩的名字命名的國際小提琴比賽，由斯特恩家族、余隆（著名指揮家）和上海交響樂團共同建立，斯特恩大師的兒子大衛·斯特恩先生和影片中的出現過的徐惟聆老師，將一同擔任評委會聯合主席，這個活動真是串起舊影像和當下事實的絕妙串聯！當然，這還需要一系列的聯絡與規劃。
最終，在上海交響樂團、同事李藝彤的父親、以及北京國際音樂節的夏瓊老師、余隆先生的助理李佳老師的幫助下，我聯系上了大衛·斯特恩先生、徐惟聆女士、余隆先生以及比賽組委會。聯系的過程總是繁瑣而緩慢，好在最終是一個好的結果，感謝各位老師。
在尋人的過程當中，找到呂宛如老師的過程最為傳奇。呂老師是當年斯特恩大師訪華的陪同翻譯，在電影中有許多鏡頭，我知道她肯定能補充很多重要的背景信息，但是和當年的琴童們一樣，影片并沒有標注這位翻譯的姓名。在不知道名字的情況下，如何找到她呢？我決定碰碰運氣，看看片尾的鳴謝名單中是否有她，畢竟片尾鳴謝了那么多人，說不定也鳴謝了翻譯老師。于是我用片尾鳴謝中出現的拼音名字進行搜索，用搜到的照片進行比對，尋找這位神秘的女翻譯。當我試到對外友協的“Liu Wanru”時，雖然沒有搜到一個叫“劉宛如”的人，但我覺得這位“Liu Wanru”無論是所屬機構還是名字，都很像是一個能接待外賓的女翻譯，說不定是外國人打拼音時打錯了。
或許是冥冥之中注定，我認定了“Liu”可能有錯，但是“Wanru”肯定是準確的，而且大抵不是“宛如”就是“婉如”。果然，馬上我就在對外友協的網站上搜到了“呂宛如”這個名字，還是從“美大部”退下來的。搜出照片一看，還真就是我尋找的女翻譯！
片尾鳴謝中的“Liu Wanru”與影片中的女翻譯
激動過后，我又開始發愁如何聯系上呂老師，之前的經驗讓我明白，聯系一個機構的退休部門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，你最好有封介紹信，或者你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自己是誰以及你要干什么。我想我大概是嘟囔了一句“該怎么找到呂宛如啊”這類的話，然后坐在我旁邊的同事任曉宇問我：“你是要找友協的呂宛如嗎？我有她同事的電話。”直到我撥通了呂老師家的電話，聽到呂老師聲音的那一刻，我才真的相信，我找到她了，這就是影片里那字正腔圓的女翻譯！
40年后的呂宛如女士
隨后，我和我們的總導演朱允去呂老師家拜訪了她，聽呂老師講了很多鏡頭之外的故事，補充了很多時代背景。最有啟發性的一點是，她說是斯特恩先生的訪華激勵了當時一批中國學音樂的學生，讓學生們感受到自己是有前途的。這個信息是我之前沒有想過的，作為九零后，我能設想卻很難體會“文革”造成的小心與忐忑，呂老師讓我明確了《從毛澤東到莫扎特》不僅是“古今”對比中的參照物，更是一個真正的起點。
除了在找人方面的進展，3月份，我們還確定了片子的表達形式：我們將跟拍尋訪人尋找“老片子”，用第一人稱表達。尋訪人可能是老片子導演的兒子，也可能是與之相關的人物，而我的最佳人選將是斯特恩大師的兒子大衛·斯特恩：他不僅繼承了父親的音樂事業，還創立了以父親的名字命名的小提琴比賽。4月7日，他將在上海舉辦音樂會，通過上海交響樂團，我得到了采訪他的機會，這也是我邀請他參與片子的唯一機會。
對于藝術家，我總有一種敬畏感，覺得他們值得最高級別的尊敬，總是會擔心自己的表達或行為不夠禮貌。通過網絡和斯特恩大師的自傳，我大致對大衛有了一些了解：出身音樂世家，耶魯畢業，還繼承了父親出色的社會活動能力。這樣的情況喜憂參半：他應該不會是那種“孤僻的藝術家”，會好溝通，但是不好“糊弄”，你的一點點遲疑或者無序都會被他發現，繼而質疑你和你團隊的能力，更何況，這中間還夾雜著語言與文化的差異。我沒有想過如果被拒絕的Plan B，只是一遍遍推演著和他對話的種種可能情況，公司里的同事Apple姐給我講了很多與外國人溝通需要注意的禮儀與表達方式，還特別幫我當了幾次陪練。不知道是不是為了幫我打氣，最后Apple姐肯定地跟我說，我覺得你準備好了。
上海的第一次拍攝，開始得比較順利，我們先拍攝了大衛與上海交響樂團的排練。考慮到這一集的音樂屬性，我希望有關音樂的鏡頭都能夠“音畫對位”，而不是靠蒙太奇，在鏡頭切換時，把看起來差不多的演奏鏡頭拼在一起，而這就要求現場必須進行多機位拍攝。同時，出于對排練質量的保證，樂團禁止我們在排練期間上舞臺或移動機位，防止出現噪音影響排練效果，我們只能在排練有限的休息間歇進行調整，這就要求攝影們必須走位精準，我們沒有犯錯的機會。我和攝影王龍飛、杜陽還有李猛在拍攝前一天到排練廳踩了點，不得不說，我們的選擇并不多，盡管我們可以圍著舞臺一圈擺放機位，但是，不能上舞臺的硬性要求，使攝影們能做的實在有限。可以說，這與《從毛澤東到莫扎特》的拍攝截然不同，四十年前基本上是想在哪拍就在哪拍，想貼多近都可以。樂團對拍攝更嚴格的要求，應該算是中國音樂的進步，卻也給我們的拍攝工作帶來了麻煩，經過多輪的“討價還價”，我們最終獲準提前在指揮臺前放好一臺機器，在排練快開始時開機，然后攝影師撤開，由機器“自行”拍攝，這就是正片開始時，大衛狂甩指揮棒的鏡頭。
彩排之后，我們將直接與大衛對話，這也將是上海之行最重要的部分，盡管已經在腦中演練了無數次，但現實，總能給出不同的答案。采訪完成得異常順利，大衛對我們找到了“Mrs Lv”（呂宛如）表示非常震驚，1979年之后，他們就再也沒見過面。大衛當場跟我要了呂老師的電話號碼，想邀請她參加自己在北京的音樂會，于是就有了正片中的“世紀相會”。不過，對于我想找時間聊聊邀請他成為尋訪人的預約，大衛表示，加我微信，咱們微信上說吧。然后，就是2天沒有回信。
全情投入的大衛·斯特恩
我以為大衛對我們的策劃并不感興趣，所以不打算回微信，等到音樂會結束的第二天，我抱著試一試的想法，想著“畢竟采訪了人家一場，祝賀一句音樂會成功應該不算太討人厭吧”，我給大衛發了微信。萬萬沒想到，這一次，他回信了，還同意在第二天見面聊聊。這真是個再好不過的消息！次日，我和專程趕來上海的總導演朱允一起見了大衛，事情進行得出人意料的順利，他答應了作為片子的尋訪人，對如今的中國開啟一次新的探訪之旅，還分享了他能配合拍攝的時間與行程；更重要的是，他與我們分享了很多他對音樂的理解，以及他對于當今中國的興趣點。
同一天的下午，我們還約到了徐惟聆老師，與她溝通了我們的拍攝意圖和拍攝內容，與徐老師預約了幾個月后的采訪和她上課內容的拍攝。
接下來的任務，便是規劃大衛的中國旅程，這也是全片的重中之重。與其它幾集的內容不同，讓大衛重走父親在片子里的道路并不可行。通過斯特恩大師的自傳我們可以知道，當年他們一路游覽了北京、西安、桂林、上海、廣州，這基本上是當時接待外賓的標準配置，除了西安的兵馬俑因為保護文物沒讓拍攝，其它地方都留下了影像，但是在片中，我們主要看到的還是大師在音樂學院里的內容，如果完全根據影片的內容規劃拍攝，將會讓全片變成音樂學院的發展史。顯然，我們需要根據大師的思想內核，探尋一些新的目的地，規劃一次能與老片子和大衛產生共鳴的全新旅程。
在之前的溝通中，大衛表達了對于中國傳統文化對當下的影響，以及如今人們學音樂的原因的好奇，同時，我們也了解到，大衛近二十年間基本每年都會來中國演出，他對中國的大城市已經有了一定的了解，但是離開北上廣，他基本一無所知，在他眼中，深圳、杭州都算偏遠一點的城市了。于是，結合他的興趣和對中國的認知情況，我們最終確定了兩大塊行程：與禮樂相關的山西威風鑼鼓，和齊·寶力高大師建立的國際馬頭琴學院，讓他可以探訪古樸的中原，再到塞外看看那里的音樂教育。
為了實現合理充實的行程規劃，調研自是不可少，調研員張可嘉的進駐幫了大忙。除了網絡資訊的收集整理，我們還進行了實地踩點：大到對網絡信息的核實補充，小到計算每個地點之間的通勤時間與成本，細致的準備工作，為最后的實際拍攝提供了保障。
同一時間，對于片中人物的采訪和比賽的跟拍，也進入最后緊張的聯絡階段，千頭萬緒，且進展不一。最順利的，當屬王健老師的采訪了。這是在年后就約好的事情，王健老師還提供了絕妙的拍攝地點——上海音樂學院的賀綠汀音樂廳，這是《從毛澤東到莫扎特》中他為斯特恩大師演奏的地方。當我聯系到上海音樂學院時，學院的老師們都不知道王健老師當年在這里演出的事，還反復與我確認是不是我聽錯了。總之，能夠實現王健老師的故地重游，還是要多多感謝學校的配合，暑假期間，還專門為我們開門開燈。當然，也必須感謝王健老師的配合與分享，每一次與他對話，都收獲頗豐。
余隆先生的聯絡算不上順利，但經過四個多月的等待，總算約上了他的時間，在這里，必須再次感謝北京國際音樂節的夏瓊老師，和“余指”的助理李佳老師，多虧了兩位老師堅持不懈地為我們爭取，我們才能約上采訪。要知道，“余指”實在是個大忙人，他上一次接受媒體的專訪還是在一年半以前。“余指”在采訪時還跟我們說，接受采訪要么是為了宣傳，要么是需要澄清，而他都不需要，這次因為要講《從毛澤東到莫扎特》的故事，他才愿意空出寶貴的時間。我們是在“余指”的辦公室進行的采訪，采訪期間，門外已經排了好幾位老師等著要與“余指”談工作，幾乎采訪剛一結束，他就立刻開始了下一輪的工作。
同樣好事多磨的，還有比賽的聯絡，因為大賽的國際慣例，很多場景我們不可以進行拍攝，關于什么內容可以拍，什么內容組委會可以提供視頻素材，我們進行了很多回合的溝通。關于比賽的拍攝，最為有趣的當屬大衛和他哥哥邁克爾的采訪了。邁克爾是這次比賽決賽的特邀指揮，和弟弟一樣健談，采訪剛一開始，他就自我介紹道，“我是那個在老片子中翻琴譜的金發男孩”。這可真是嚇了我一跳！須知，在此之前，各類資料和當事人采訪都在說，翻琴譜的是大衛，真是個大烏龍！看到我的震驚，邁克爾還指著頭發說，你看，頭發的顏色不一樣，我是金發，大衛是黑發，當然，現在都滿頭白發了。果然，時光總是帶來許多“秘密”，但這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，不是嗎？
被誤以為是大衛·斯特恩的哥哥邁克爾·斯特恩（指揮家）
整個八月，除了比賽內容的緊張拍攝，還對九月初的旅行進行了最終的敲定，每天都在進行艱難的權衡：要對旅行進行安排，但同時，又要保證大衛在根據自己的意志行事，而不是完全被我們安排，我們把他送到場景中，安排專家為他講解，至于他們聊什么，就是自己的自由了。關于齊老師的學校我并不十分擔心，這應該是他們內行人熟悉的交流，而大衛也是個外向健談之人，我只是擔心禮樂文化的內容是否過于晦澀，很難在幾天的旅行當中感受和理解。
實際的旅行，從成片中能看到，大衛玩得還算開心，也算是頗有收獲。但鏡頭之外，我們遇到了許多預料之外的問題：飛機晚點導致沒趕上后面的高鐵，租的車太小放不下所有的行李和設備，第一天的行程過于密集太過消耗等等。必須得說，除了盡心盡力地完成本職工作，拍攝團隊中的每一個人，也都是旅行順利進行必不可少的一環：遇到什么奇怪的詞匯，都要堅持翻譯的張可嘉，除了擔任翻譯，他還是旅行和拍攝之間的潤滑劑，無論是趕路無聊時，還是拍攝準備需要等待時，可嘉作為大衛的主要聊天對象，總能保證大衛被禮貌地安置；總和大家開玩笑，活躍氣氛的攝影Dragonfly（他本名叫王龍飛，用英文介紹自己名字的時候，他說龍的意思是dragon，飛是fly，所以他是dragonfly）；話不多，但總是默默在我顧不上時為我善后的攝影師杜陽，作為山西人，他還在拍攝中提供了很多當地人才知道的消息；還有攝影助理吳帥，分擔了大量的體力工作，雖然似乎秉承著多出力，少說話的原則，但在我不方便溝通時，他幫我分擔了許多；當然，還有大衛和夫人卡塔，盡管旅行勞累，卻從來沒有過抱怨，還與我們分享了很多東西……
幾乎每一天，都在遇到問題，解決問題中度過，到拍攝完成時，我想著，完成就是勝利，盡管還有這樣那樣的問題，需要在后期解決。
后期的解構與剪輯總是充滿了陣痛，先天碎片化的拍攝，使故事線和情感線的鋪設遇到了很大的困難。正片里最終呈現的這個夾雜著個人傳奇、歷史演進和比賽賽程的心路歷程，可以說是各種元素平衡后的結果。我很難說，它能像史書一樣，陳述了歷史演進的嚴謹結構；或是英雄電影那樣，講述了一個跌宕起伏的傳奇故事，我只能說，它提供了一個貼近過去的新思路，豐富了一段我們的共同記憶。
更多的內容，就在片子里看吧。